（一）重阳溯源

“天高气爽黄花香，金风送暖又重阳。”农历九月初九为重阳节，九月节俗的原型之一是古代的祭祀“大火”的仪式。作为古代季节九月星宿标志的“大火”（即心宿二），在秋季九月隐退，《夏小正》称“九月内火”。大火星的退隐，不仅使一向以大火星为季节生产与季节生活标志的古人推动了时间的坐标，同时使将大火奉若神明的古人产生莫名的恐惧。火神的休眠意味着漫漫长冬的到来，因此，在“内火”时节，一如其出现时要有迎火仪式那样，人们要举行相应的送行祭仪。如湘西地区有重阳祭灶的习俗同“是日，宜晴。用赤豆饭祀灶。”灶神是家居的火神，由此可见古代九月祭祀“大火”的蛛丝马迹。随着人们谋生技术的进步，人们对时间有了新的认识，九月祭火的仪式衰亡，但对九月因阳气的衰减而引起的自然物候变化仍然有着特殊的感受，因此登高避忌的古俗依旧传承。

重阳时节，天气初寒，人们容易感染时疾。这样，重阳时节在古代被视为危险的季节。在神秘的阴阳观念居支配地位的时代，重阳意味着阳数的极盛，凡事盛极必衰（在古人心目中，“大火”的隐没可能作如是想）。因引，重阳之日，有如端午是令人生畏的灾日。人们为了避凶，采用以出外登高野游的方式，脱离在可能发生灾祸的日常时空。这种登高避祸的方式在古代节俭中常常出现。登高习俗，可能最初起源于平地居民，异于平川的高山，在原始居民观念中属于神奇之地，登临高处，能够接近了天神，获得神佑，这种登高习俗后来随着文化的移动，遍及全国。

重阳登高大概萌芽于汉代，杜公瞻在《荆楚岁时记》注文中说：九月九日宴会，不知起于何代，“然自汉至宋未改”。南朝梁文学家吴均在《续齐谐记》中引证了一则传说，解释重阳登高习俗的起源。汝南人桓景跟随方士费长房游学。一天，费长房对桓景说：“九月九日，汝南当有大灾降临，赶快通知家人缝制布囊，在布囊里装上茱萸，然后将茱萸囊系在手臂上，登山饮菊花酒，此祸可消。”桓景听信了费氏之言，举家登山。傍晚，桓景一家归来，见鸡犬牛羊全都暴死。费长房得知此事后说：“这些家畜已经代人受灾了。”吴均接着这个故事说：“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盖始于此也。”

（二）重阳诗话

重阳登高，自古已然。《风土记》载：“以重阳相会，登高饮酒，谓登高会。”唐代白居易的《九日寄行简》诗：“摘到黄花携得酒，绕村骑马思悠悠，下洼田地平如掌，何处登高望梓州。”流露了诗人的重阳秋兴和思乡之情。杜甫的《九月》诗：“重阳独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台。”诗人登高的兴致跃然纸上。王维的“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均是佳作。

重阳赏菊，雅趣横生。《东京梦华录》记载了宋时重阳赏菊之盛况：“重九都下赏菊……酒家皆以菊花缚成洞户。人共菊花醉重阳。”“菊友”陶渊明偕知已赏菊时，不禁脱口而出：“菊花如我心，九月九日开；客人知我意，重阳一同来。”别有一番情趣。王勃的“九月重阳节，开门见菊花”；孟浩然的“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等，都描写了诗人重阳赏菊的情景。古诗：“九月九日望遥空，秋水秋天生夕风。寒雁一向南去远，游人几度菊花丛。”分明是一幅清新的重阳赏菊风俗画。

饮菊花酒，吃重阳糕，古已有之，杜甫的《九日登城诗》：“伊昔黄花酒，如今白发翁。”唐代卢照邻的《九月九日登玄武山》：“他乡共酌金花酒，万里同悲鸿雁天”等，都生动地描写了诗人重阳畅饮菊花酒的情形，情趣盎然。而《都门杂咏·花糕》诗：“中秋才过又重阳，又见花糕各处忙。面夹双层多枣栗，当筵题向傲刘郎。”则将当时重阳做糕食糕的盛况描绘得淋漓以致。